超导磁体赛道，迎来一支背景硬核的新军。

近日，武汉超磁科技有限公司宣布完成数千万元天使轮融资，由力合科创领投、东科创星跟投。资金将用于团队扩充、超导磁体研发迭代及产能扩建，加速商业化落地。

这家脱胎于华中科技大学国家脉冲强磁场科学中心的初创公司，正以"无液氦+无骨架"的双突破路线，切入高端超导磁体这一长期被海外垄断的核心赛道。

武汉超磁的技术底色，源自创始人宋运兴十五年的技术积累。

公开资料显示，1985年出生的宋运兴为华中科技大学工学博士，2012年起先后在通用电气全球研发中心、GE美国总部任职，长达八年时间深耕高端医疗影像超导磁体核心技术，参与并主持多项GE医疗核心磁体项目。2020年10月，宋运兴全职回国加入华中科技大学国家脉冲强磁场科学中心，转向国产化攻关路线。

回国五年间，宋运兴团队完成了从科研装备到产业化产品的多级跨越：2024年研制出1.5T头部磁共振成像超导磁体系统；2025年5月，无骨架传导冷却NbTi低温超导磁体实现9.0T峰值场强稳定运行。

《科创板日报》记者从武汉超磁了解到，目前，其自研无液氦无骨架系列超导磁体已实现小批量交付，覆盖科研量子、高端医疗、工业检测及可控核聚变四大领域。

可控核聚变商业化当前最大的卡点之一就是装置成本。行业内一个共识是：磁体成本大约可占到大型聚变堆造价的三到四成。美国CFS公司的SPARC托卡马克之所以被寄予厚望，正因其用高温超导磁体将装置尺寸和造价大幅压缩。

托卡马克装置依靠强磁场将上亿摄氏度的等离子体悬浮约束在真空腔内，磁场强度直接决定等离子体约束效果与能量增益比。托卡马克装置是由苏联科学家阿齐莫维齐的团队发明的，由环形真空室、产生磁场的线圈和其他辅助设施组成。

当前全球核聚变正处于从科学验证迈向工程示范的关键拐点。一方面，ITER装置（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是全球最大的"人造太阳"合作项目）进入安装调试尾声，超导磁体低温测试设施已投入运行；另一方面，私营聚变公司密集融资，紧凑型、高场强路线成为商业化探索的主流方向，对高性能、低成本、可量产的超导磁体需求急剧攀升。

一位新能源领域投资人对《科创板日报》记者分析，武汉超磁的无骨架技术路线，可轻量化降低装置整体结构负荷与建设成本，其无液氦摆脱氦气资源卡脖子风险，一定幅度简化运维体系，失超概率降低提升长脉冲运行的安全性与可靠性。这三点恰好击中了核聚变从实验室走向商用的核心痛点——成本、供应链与连续运行能力。

高端超导磁体并非新赛道，但长期由布鲁克、西门子、GE等海外厂商把持核心技术与定价权。液氦资源的地缘属性、超导材料的工艺壁垒、磁体设计的工程经验，构成了三重进入门槛。

上述投资人介绍，近三年，随着国内量子计算、医疗影像、半导体检测及核聚变产业的同步爆发，超导磁体的国产替代窗口正在打开。西部超导、西部材料等上游企业已实现超导线材规模化生产，中游磁体集成环节涌现出联创光电、武汉超磁等不同技术路线的玩家，产业链自上而下的协同效应逐步显现。

值得注意的是，完成天使轮融资只是武汉超磁产业化的起点。高端超导磁体从实验室验证到规模化商用，至少面临三道关口。

第一是工程放大。目前9.0T无骨架磁体仍处于科研级小尺寸范畴，而核聚变装置所需磁体口径达数米级，线圈重量百吨级，尺寸放大后面临电磁力、应力分布、冷却效率等一系列工程难题，技术可行性需要逐级验证。

第二是供应链成熟度。无骨架结构对超导线材一致性、缠绕工艺精度、复合材料性能均提出更高要求，上游供应链的配套能力直接决定量产成本与良率。

第三是客户验证周期。医疗、科研、核聚变领域的磁体采购决策链条长、验证周期久，初创公司如何在保持技术迭代节奏的同时穿透客户体系，是商业化的核心考验。

从全球范围看，超导磁体正处于技术路线迭代与产业格局重塑的交汇期。武汉超磁这类脱胎于国家大科学装置、拥有核心原创技术的团队，能否抓住这一轮产业窗口期，将实验室优势转化为市场优势，仍需时间检验。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创投日报”，作者：李明明，36氪经授权发布。